不知道韩老汉现在的生活状态，甚至不知道他现在身居何处，虽然审理他的案件已过去了七年之久，但是每当想起他，心里总有一份牵挂、一丝惦念，这份牵挂和惦念，铭记于心，内心动容。

    那一哭，令人心碎。2006年6月，我在审判监督庭工作期间，接手了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一起辗转于两级法院多年的案件。阅卷后发现，案件诉讼已达十年之久，先后经过基层法院、中院等N次审理，历经一审、二审、申请再审、发回重审，检察机关申诉及抗诉，指令再审等程序，案件审理过程相当于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法，并且原告在多年的诉讼中已经成为一名到省进京的老访户。受理此案后的一天，一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、目光迟滞的老人来到法院找到我。当得知来人就是韩老汉时，我搀扶着他来到办公室，为他倒了一杯水，跟他说：“老人家，有什么事，您说。”这一极小的关爱举动让他看到我的态度，眼泪便哗哗地流了下来。带着多年的委屈他哭述着案情：1977年韩老汉带领几十名山东民工来某砖厂出劳务，帮砖厂垫资购买草帘子等物品，至1984年12月底，该砖厂累计欠韩老汉民工劳务费及货款万余元。因账目比较混乱，时任的经办人员调走，加之数易厂长，种种原因导致该笔欠款迟迟未能给付。无奈，为了讨要拖欠工人的血汗钱，韩老汉把欠其他农民工的工资垫付后，于1996年走上了艰难的诉讼之路。卷宗内的无情文字和现实中的有情感动，让我深知，我是韩老汉心中可抓的最后一根“救命稻草”。毕竟，他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，一个奔走于黑龙江、山东两省，历经十年诉讼之路的案件当事人，此刻，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了许多。

    那一跪，让人沉重。第一次见面取完法律手续后，韩老汉回到了原籍等候开庭。当再次见到他时，是开庭前一天的下午，他用颤抖的手给我递交了诉讼和上访材料，又拿出了部分车票，“扑通”一下跪在我的面前，我吓了一跳，赶忙扶起老人，说：“老人家有事咱慢慢说，千万不能这样”，他说：“法官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，要不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了。”原来，老汉身上剩下只有几十元钱了，家里生病的老伴至今无人照看。此刻，我强烈地感受到，为了诉讼，他已经消耗了生活的全部，为了他所要得到的公理，他把案件当作了全部的生活。我从兜内掏出了五十元钱，给老汉住宿和吃饭，避免他再住进车站候车室里。当案件真正审理时才感觉真的很“难”。难在跨度久远，原经手人员及时任领导均已不在，案件难厘清；难在事实复杂，原财务帐目已经很不完整，案件难查实；难在砖厂改制，诉讼主体变更为上级主管部门，案件难调解。欠款30年，索款20年，诉讼10年，这一组数字背后是多少的艰辛与磨砺。我能够感受到韩老汉解决案件的迫切心情，能够感受到他想回山东好好生活的迫切愿望。一想到73岁的老汉要为法官下跪，令我寝食难安。我暗下决心,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起案件办好,不能再让老人纠缠在诉讼之中了。

    那一眼，至今回味。审理中，我对双方上百笔的往来账目逐笔进行了核对，并且在庭前、庭审、庭后进行了精心调解，终因双方存在原则性的分歧，无法和解。在此情况下，合议庭在充分考量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，判决被告给付本息及索款差旅费共计六万余元。判决只实现了“案结”，双方的矛盾并未“事了”。我没有放弃任何化解矛盾的机会，在送达判决书时说服砖厂代理人换位思考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，依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政策，站在七旬老人的角度去体察讨薪三十年的艰辛与十年诉讼的无奈。作为砖厂的上级部门，应客观地审视法院的判决，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，不要以自身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将老人拖进无休止的诉讼程序中，希望在老人的有生之年对双方的纠纷作一个了断。代理人在我这些话语的感召下，真诚地表示，砖厂经历了企业领导更换以及企业转制等重大变故，上级主管部门对本案的全部事实确实不够清楚，先前的诉讼只站在了单方的角度考虑问题。现在通过对法院判决的客观审视，认为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令人信服的，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认可的，对法官的办案能力是敬佩的，回去一定向领导汇报，积极按照判决给付欠款。韩老汉最终顺利地拿到了六万元钱，要走时说了许多千恩万谢的话，临别时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刘法官，你是我今生最信任的人。”透过老汉的这一眼，我感受得到了韩老汉对法律的认同和对法官的崇敬。

    当法官多年，能够定格在脑海中的案件不多，能够留存在记忆中的片断更不多，每当想起审理这件案件时韩老汉的那一哭、那一跪、那一眼，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，现在回想仍有发自心底的一种幸福。这种幸福，可能就是法官这个职业带给我的那种通过依法行使审判权，给普通百姓送去公平正义的一份“正能量”，为自己营造的一种“微幸福”吧！